培养路径和淘汰机制过于惨烈

所谓“举国体制”，从模式上看，是一种“体校+专业队”的形态。简单地说，就是从庞大的业余体校里的潜在苗子中选拔，不断上升到省级专业队以及国家集训队，这个过程有着严格的淘汰机制，年淘汰率不会低于20%。这个体制的目标函数就是运动员成绩，于是在运动员的时间配置上，体育时间是压倒性的，而学习时间则尽可能地压缩。所以，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看，很多运动员几乎没有能力或者资格来选择合适的“体育训练—文化学习”的均衡比值，这就造成很多运动员一旦退役，几乎没有其他的能力。

“举国体制”不仅制造了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的单调性，而且还在量级上不断扩大。因为省级体育队和国家队的成绩，不仅同国家体育的经费投入有关，也同体育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挂钩，而这种体制又是分级管理模式，按照“基础大则塔尖高”的理论，必须不断扩大体育运动员的选择集，才能筛选到更加优秀的尖子，于是，那些“平凡而沉默的大多数”的群体则在这种驱动下不断扩张。

日前在接受英国《卫报》采访时，英国跳水天才戴利语出惊人，说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邱波就像机器人一样。戴利是这样评价邱波的：“他像一个机器人……如果你不给他压力的话，他就不会犯错，所以击败他是件很难的事情。”对于其他中国选手，戴利也有自己的看法。“中国选手有与我们不同的训练方式，他们远离学校和家人。”戴利说，“中国跳水就像是流水线一样运作，一名选手退役后，还会有其他人顶上来，因此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一周训练6天，每天5个小时，这已经算多的了，可中国选手每天也许要训练7个小时，他们更为刻苦。不过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不一样，我不总是只想着跳水。”

戴利的一席话也许可以代表大多数外国运动员的心声。戴利好歹每天还能训练5个小时，而墨西哥“跳水公主”埃斯皮诺萨每天的训练时间却只有1个小时，如果不是因为教练是马进，或许埃斯皮诺萨连1个小时都不愿坚持，而她的竞争对手陈若琳为了北京奥运会，可以在女孩身体发育期3年不吃晚饭。除了中国选手，谁能做到这一点？[详细]

如果不是功成身退则难免晚景凄凉

吴景彪的痛哭正是中国依然没有走出“金牌崇拜”桎梏的真实写照，因为如今金牌不仅代表着国家荣誉，更代表着自己的房子、教练的票子、领导的位子和地方的面子，从每次重大赛事之后各方对冠军的奖励就可见一斑。每一块金牌背后都有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，所以这条链条上的相关方都会抓住奥运金牌这根救命稻草。

全国两会期间，就有关于“中国运动员最幸福”的争议。一面是以冯坤、周继红为代表的多名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提交了有关退役运动员保障的提案，另一边是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树安“就整体而言，中国运动员是"世界上最幸福的运动员"”的论断。

姑且不论两种观点的对与错。如数幸福，体坛名宿或成功转型商界精英，或华丽挺进影视圈，更多的人手执教鞭再续体育生涯，也不乏步入政坛如鱼得水者，应该算是“中国最幸福的运动员”。相比之下，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因伤退役至今衣食无靠，许多人积劳成疾、伤病缠身，有的被生计所迫与恩师反目，也有昔日冠军如今择业无路举步维艰，还有的人看不起病含恨而逝……

据国家体育总局统计，全国在役运动员约14000人，按照优秀运动队15%一20%的年更新率，平均每年有近3000名运动员退役。受到科学文化素质较低，进入体育专项较早，普遍缺乏职业及社交技能等因素制约，突然的角色转换使得退役运动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环境。这就意味着工作难找，收入不定，保障无依。在不惜代价地对运动员进行高负荷、高强度的魔鬼训练之下，淡漠了对运动员身心健康和基本权益的关怀。一旦职业运动员丧失竞技价值，便可能被竞技体育残酷淘汰，推向社会。势单力薄、无依无靠的他们，成了头带光环的弱势群体，谁来给予他们“幸福”？